武则天为什么重用狄仁杰

1. 武则天为什么重用狄仁杰

狄仁杰是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宰相，以睿智、善于断案著称，他一生经历了唐代三位著名的皇帝——唐太宗、唐高宗和女皇武则天。太宗贞观年间狄仁杰考中明经入仕，高宗时官声见于史书， 45岁前始终为“沧海遗珠”，其能力不为朝廷所重视，至武则天称天后后开始受到重用，并逐渐得到武后的信任和提拔，历任宁州刺史、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抚使、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内史（即宰相）等职，成为武则天时期真正为武则天所倚重的大臣，武则天对他以“国老”相待，他去世后，武则天痛心疾首，称“朝堂空矣”。狄仁杰为什么会如此受到武则天的信任和重用呢？这得先从武则天说起。

　　武则天出身于庶族地主家庭，其父武士彟曾对唐高祖、唐太宗反隋建唐鼎立相助，并与二人的私交甚好，武则天十四岁时，以貌美被太宗诏入内宫，封为才人。她在太宗身边一呆就是12年，虽未受到太宗的宠爱，但因长期在御书房侍奉文墨，接触皇家公文，故而学到了太宗任人唯贤、虚怀纳谏、励精图治的风范和治国安邦的政治权变，这为她后来参与朝政、称帝执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太宗晚年时，她因机缘巧合得与高宗相爱，在高宗即位后被高宗立为昭仪，一年后又被立为皇后。高宗身体多病，且患有眼疾，武则天因此得到了帮助高宗处理政务的机会，其政治才华由此得以施展，并得到了包括高宗在内的朝中大臣和百姓的认可。高宗死后，武则天几经波折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开创了武则天时代。

　　武则天虽然有卓越的政治才华，但是在唐朝初期，想要在政治舞台上施展手脚并不容易。当时世家大族的地位虽然较魏晋时期有所下降，但是整个社会对于个人的出身仍很看重，一般庶族地主想要在朝中立足尚且会遇到来自士族的巨大阻力，何况武则天不仅出身寒微，而且还是女子，想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立足于政治舞台，并位登九五，其所遇到的阻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她比一般的君主更需要能够倚重的具有良好品德和杰出才能且忠诚于自己的大臣。在这种情况下，狄仁杰受到武则天的倚重是必然的。

　　首先，狄仁杰具有刚正不阿、坚持原则、严于执法、敢于向皇帝犯颜直谏等美德，其立身处世必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且心胸宽广，不计较个人得失，具备了一个贤臣良相所应有的最可宝贵的品德。
　　中国古代历来有“天子有争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的说法。[1]在封建国家里，对皇帝能犯颜直谏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因为一旦触怒了皇帝就有立即招来杀身之祸的可能。然而在认为皇帝所做的决定将会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狄仁杰会毫不考虑个人的安危，据理力争反对皇帝的决定。这在高宗时就已经展现出来。
　　高宗仪凤元年（674）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斫昭陵柏，按罪当给予除名，但是，高宗对二人的行为很愤怒，特命杀之，狄仁杰反对，认为二人罪不致死，且处置朝中大臣应当按国家法令执行，而不应以皇帝个人的喜怒为宗旨，高宗虽然很不情愿，但仍为狄仁杰所说服，使权、范二人除名，流放于岭南。狄仁杰敢于犯言直谏，引起了武则天的注意，在不久后，他被提拔为侍御史。
　　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太学生王循之上表，乞假还乡，武则天亲自准其假。狄仁杰认为不妥，他说“臣闻君人者惟杀生之柄不假人，自余皆归之有司。故左、右丞，徒以下不句；左、右相，流以上乃判，为其渐贵故也。彼学生求假，丞、薄事耳，若天子为之发敕，则天下之事几敕可尽乎！必欲不违其愿，请普为立制而已。”[2]得到武则天的认可。
　　圣历三年（700）武则天“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钱以助其功”，狄仁杰反对，认为造大像是一件白白浪费人力、物力的巨大工程，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劝武则天说“比来水旱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并特书《谏造大像疏》予以阻止，武则天虽然好佛，仍然接受了狄仁杰的意见，“遂罢其役”。[3]
　　在狄仁杰任大理丞和侍御史时，为维护国家法度狄仁杰对唐高宗犯颜直谏，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狄仁杰仍保持着对皇帝面折廷争的作风，反对一切他认为有损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宋朝司马光在作《资治通鉴》时说“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平广记》评价他时说他“箴规切谏，有古人之风……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胆气坚刚，明而能断”。由于遇到了对狄仁杰比较了解和信任的武则天执政，所以面折廷争不但没有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反而加大了他对社会的影响，成就了他的赫赫政绩。狄仁杰每次直谏必定是从维护国家法度和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只要是对国家社稷有利的他都会坚持到底。
　　狄仁杰对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佞臣虽然勇于打击，决不手软，但是对于那些在背后说他坏话的同僚却一笑置之，不予追究。当官至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这样的高官后，武则天问狄仁杰“欲知谮卿者乎？” 狄仁杰说“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4]既不愿查得罪他的人，更不愿利用官职挟私报复，体现了他宽阔的胸襟。
　　正是这些美好的品质，使得武则天对于狄仁杰的人品非常认可，能够相信狄仁杰在处理政事时是真正地从国家大局出发，为百姓的利益着想，而不是考虑个人的私利，这一点对于武则天能够真正信任狄仁杰非常重要，这是以后狄仁杰在与武则天产生冲突时，武则天总能够从信任的角度出发，认可和重视狄仁杰的意见的根本。

　　其次，狄仁杰是武则天在政治上是志同道合者，而且在辅助武则天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赢得了武则天很高的信任。“大周革命，万物惟新”[5]这既是武则天的心声，也是狄仁杰的政见。国家需要能够坚定而正确地推行政令的能臣，对这样的能臣，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不吝于高官厚禄，武则天也不例外。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狄仁杰所任官职共计18种，其中除了军事重任和被贬之官职外，其余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中央重职。

　　如武则天垂拱二年至三年（686-687，即武则天称帝第二年和第三年）狄仁杰被任命为冬官侍郎（即工部侍郎），工部是我国封建国家三省六部中的重要一部。此职因掌工程而涉及到对全国的民力使用和国家的工程开支。秦朝、隋朝两个朝代之所以民不聊生、起义四起，终至迅速灭亡，大兴土木便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见，狄仁杰所任官职的重要。

　　天授二年（691）狄仁杰为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地官侍郎掌管土地和人民，判尚书为兼职尚书，凤阁鸾台即门下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就是实际上的宰相。

　　圣历三年（700）狄仁杰为内史，也就是宰相。在封建国家里宰相既是皇帝最重要的助手，也是国家施政方针的重要执行者和监督者。狄仁杰实际担任宰相多年，不担任宰相期间又在地方上担任重要的军事官员。由此可见，武则天是深信狄仁杰是能够坚决执行她的政治措施的。关于这一点，在狄仁杰犯言直谏的文章中也有所体现。在《全唐书》中，一共保存了六篇狄仁杰的进谏疏，它们分别是《奏从越王举兵诖误免死表》、《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请曲赦河北诸州疏》、《谏造大像疏》、《谏杀误斫昭陵柏者疏》、《乞免民租疏》。这六篇进谏疏主要是从考虑人民疾苦出发请求减免或降低统治者对百姓的压迫与剥削，而无一篇是反对统治者大的施政方针。狄仁杰的这些谏疏起到了完善统治措施，维护统治者形象的作用，从爱惜民力的根本上保护了统治者的统治。从这些谏疏的题目和内容来看，我们还可以认为狄仁杰是支持武则天统治的措施的，因为狄仁杰是一个敢于犯言直谏的直臣，一旦他认为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不对，必会据理直谏。但从这些谏疏来看，狄仁杰只是要求减轻百姓的负担，替那些随从反叛而不起什么重要作用的随从者说几句公道话，要求待人从宽等方面进谏，于关系国家大事的举措上并无什么微词，可见狄仁杰是支持而且愿意落实武则天的施政方针的。对于狄仁杰为国家所做的贡献，武则天也以极大的恩宠和信任进行回报。

　　久视元年（700）武则天任狄仁杰为内史，在《授狄仁杰内史制》文中写到“鸾台：奸谋房帷，秉钧之任为重；典综丝纶，挥翰之提属。银青光禄大夫纳言上柱国汝阳县开国男狄仁杰，第华簪组，材标栋干。城府凝深，宫墙峻邈。有八龙之艺术，兼三冬之文史。雅达政方，早膺朝寄。出移节传，播良守之风；入践台阁，得名臣之体。岂惟怀道佐明，早朝于管乐；故以竭诚匡主，思致于尧舜。九重肃侍，则深陈可否；百辟在庭，则显言得失。虽从容顾问，礼被于皇闱；而斟酌轻重，事隆于紫话。宜迁掌阃之秩，式懋专车之宠。可守内散官，劝封如故。主者施行！”[6]除了在国家大事上每每把狄仁杰派往最重要的地方，授以重任之外，在生活上也非常关心，狄仁杰“尝从太后游幸，遇风吹仁杰巾坠，而马惊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执其鞚而系之。仁杰屡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许。入见，常止其拜，曰：‘每见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至狄仁杰去世，武则天很难过地说“朝堂空矣！”“天夺吾国老何太早耶？”[7]

　　第三，狄仁杰具有目光远大、能够洞悉他人的本质和比较准确地把握事情发展的趋势的能力。在遇到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事上，能够为武则天能够作出正确决定提供宝贵的意见。武则天晚年时一直被是立自己李姓的儿子为太子还是立与自己同姓的侄子武承嗣等人为太子的问题而苦恼。狄仁杰认为武承嗣等人德、才都不足以胜任天子之位，而李姓子孙虽德才也教武则天为差，但相比而言，把江山社稷交给李姓子孙要比交给武承嗣、武三思这样的人对国家和人民更有利，而且这样做也能得到大多虽德才兼备但不愿效力于武周的人才的支持。所以，在立嗣的问题上一直倾向于让武则天在身后还政于李唐的做法。这不仅是考虑对国家和人民有利，也是从维护武则天的利益的角度出发。我国一直以来对祖宗祭祀和身后谳飨的事都很重视，直到今天每逢清明节大多数人家仍要祭祀祖先，在唐朝这种思想当然更为人民所重视，狄仁杰认为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劝武则天从考虑儿子与侄子孰亲和身后受祭飨的角度出发，立武则天的儿子庐陵王李显为太子，这样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武则天本人都是利大于弊。经过几次劝谏，终于使武则天打消了立武承嗣等人为太子的念头，使李显当上了太子，为以后武则天还政李唐做了准备。
　　第四，狄仁杰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狄仁杰一生中，曾两次任抵御少数族入犯的命官。一是在武则天神功元年（697），契丹寇陷冀州，河北震动。狄仁杰被征为魏州刺史，在河北、河南、山东部分地区布置防务。当时前任刺史独孤思庄害怕契丹人来侵，命令所有的百姓尽数入城，缮修守城工具。狄仁杰到任后，将被迫入城的百姓全都放回家务农，他认为“贼犹在远，何必如是，万一贼来，吾自当之，必不关百姓也。”结果，契丹人为狄仁杰胸有成竹的做法所震慑，“闻之自退”。[8]二是在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因突厥进犯河北，狄仁杰任河北道行军副元帅、知元帅事，征讨突厥，后又任河北道安抚大使处理善后事宜。
　　在两次征讨入侵和安抚当地百姓的过程中，狄仁杰对如何靖边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在《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请曲赦河北诸州疏》中予以表达。他认为要安定边境，中原地区首先要稳定，百姓的利益要得到保障，指出“人犹水也，壅之则为泉，疏之则为川。通塞随流，岂有常性”认为边陲之地“得其地不足以耕种，得其人不足以赋税”，应当采取以夷治夷的做法，使中原无远戍之劳。另外，应对边界加强守备，养精蓄锐以待敌，“警守备，远斥候，聚军实，蓄威武” “以逸待劳”、“以主御客”如此数年，则强敌可不攻自服。
　　狄仁杰的军事政策是民本思想在军事上的一种反映，这是封建国家用来安定社会，维护统治的根本，它符合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的实际情况，对保卫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着现实意义。

　　第五，狄仁杰是真心拥护武则天的统治的。对于武则天来说，人才虽然难得，但如果不能衷心拥护她的统治，则宁可杀掉也不能放在身边任其发展成对自己的威胁。所以，在她统治时期，有许多虽然是德才兼备的人，但因为反对武则天改唐立周，而被武则天清除掉了。狄仁杰虽然好面折廷争，但因为是真心拥护武则天的统治，所以不仅没有被武则天清除掉，反而受到武则天的信任和大力重用。狄仁杰愿意拥护武则天的统治是他对当时所有有资格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人进行慎重的比较后得出的结论。狄仁杰出身于官宦人家，历经太宗、高宗、武则天三朝，年轻时在太宗朝任职，中年在高宗朝任职，至45岁以后为武则天所用，后历任高官重任，直至71岁去世。这样的经历使他能够将太宗、高宗、武则天甚至中宗、睿宗等人的政治才能加以比较。武则天早年曾深受一代明君太宗皇帝的熏陶，并且在政治上大有太宗皇帝的遗风，比起高宗、中宗、睿宗等人在政治上显然要成熟的多。在高宗统治后期，由于身体的原因，高宗大部分时间都仰仗武后为他处理政事，其处理政事的方法与能力虽然在史书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高宗上元元年（674）八月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并为“二圣”，这种皇帝健在而与皇后并称“二圣”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武则天的政治才能在当时不仅为高宗所倚重而且也应该为百姓和大臣所敬佩，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狄仁杰在内。至高宗弘道元年（683），高宗“崩于贞观殿，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高宗此举显然是对将国家交与太子并不放心，认为需要武则天的扶持才有可能治理好国家。此举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大臣的反对，说明朝中大臣对这样的安排显然是认可的，对武则天的政治才能是放心的，这些大臣当然也包括狄仁杰。考虑到国家的昌盛需要在有为的皇帝统治下才有可能实现，所以，狄仁杰坚定地站到了拥护武则天统治的一边，当然也正因此，他才能真正地获得武则天的信任和重用，成为武则天所倚重的大臣。

　　最后，狄仁杰是太原人，武则天是文水人（今山西文水），当时文水为太原属县，二人是同乡。同乡是不是拉近他们距离的纽带，不能确定，但或许是他们走近的一个原因。如武则天经常和狄仁杰在一起玩双陆游戏，双陆是当时太原人爱玩的一种游戏。当然，如果没有前五点的原因，只凭是武则天的同乡就想获得其信赖和重用是不可能的，毕竟，武则天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统治者，在用人的问题上一向是用人唯贤，而不是用人唯亲，但狄仁杰在具备了一个贤臣所应具备的所有品质和能力之后，与武则天的同乡之谊和在思想上与武则天的相近之处也应该能够起到拉近两人距离的作用。

　　总之，武则天身为皇帝需要品德优良且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大臣，从统治国家的角度考虑，需要有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人才，从国家和自身的长远利益考虑，需要有能够洞明世事、善于谋断的人才，而狄仁杰自身所具有的优点恰恰完全符合武则天治国的需要，二人在政治追求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志同道合者，武则天需要靠狄仁杰这样的大臣来实现对国家的有效统治，而狄仁杰也需要象武则天这样的明君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完成其利国利民的政治主张，二人一拍即合，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几组最完美的君臣搭档之一，成就了一代名相狄仁杰的美名，实现了由“贞观之治”向“开元盛世”的成功过渡。

2. 武则天为什么欣赏重用狄仁杰

武则天无疑是一个优秀的女皇帝，虽然野史总是对她负面评价多多，但是这只不过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注解，女人为什么不能当皇帝，当今社会女总统、女总理不是层出不穷吗？
一个女人从幽深的后宫走上权力的巅峰，她的心路历程是有几人能够理解，但是，在武则天的麾下，有一个人却对她既了如指掌又忠心耿耿。
他俩，成了最耀眼的一对“君臣配”。

这个臣子，就是被影视题材不断挖掘的狄仁杰。
狄仁杰之所以能成为武则天统治国家的最爱，因为他身上的闪光点足以耀眼到让人嫉妒，用“完美”形容毫不为过。
第一、品德高尚又一身正气，让武则天感叹。

其实，品德高尚最高境界就是不自私自利，这点，狄仁杰做到了，在并州任职的时候，他的一个同事郑崇质经常要出使国外，但是家里老母亲无人照料，那时候出使国外可不是什么美差，短差要几个月，长差要几年。这时候狄仁杰主动站出来替郑崇质出使国外。
狄仁杰无论到哪里做官，都能为民做主，离开的时候老百姓都感恩戴德，给他立碑怀念。
不但品德高尚，而且，狄仁杰还一身正气，他虽然为武则天臣下，但是从来敢于坚持正义，能够劝说武则天还政于李唐的，除狄仁杰外，多少个人头都抵挡得住？

第二、非凡的才能是武则天倚重的基础。
没有超强的工作能力进入不了武则天的视野，皇帝可供选择的贤能太多了。在影视剧中，狄仁杰是被冠以“神探”之名的，在任大理寺丞时，他创造了一个记录，一年断案17800起，这是什么概念，一天要断案49起。
在唐代行政效率极其低下的时代，狄仁杰能够快速断案本身就是这一种“德政”。
第三、围绕使命，既讲原则又讲灵活。

在国家这个庞大的行政机器中，要想为天下黎民百姓做点事情，必须要敢于做事，更要游刃有余，狄仁杰做到了这一点。
在屡次断案中，触及到皇室的核心利益时，这个“结”只有皇帝自己能解决，狄仁杰总是给足了皇帝面子，给皇帝带上一通高帽：你不想当昏君吧，那就听我的。

武则天时代大兴酷吏，狄仁杰也被投进大牢，并威逼他只要承认谋反就可以免死，狄仁杰违心承认了，他知道只要保住性命才有机会翻盘。但是酷吏让他做“污点证人”诬告另一个大臣时，他选择了自杀，用头猛撞屋柱，因为这触犯了他做人的底线。
狄仁杰在临死前布下的棋子，李显终于从武则天手中要回了自己的李唐王朝，武则天安然退位，保住自己的名节。

狄仁杰的一生用一个字比喻最恰当，那就是“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表面上看起来很柔软，但是很有原则性，流向坚定，碰到艰难险阻既可以推倒它也可以绕开它，更可以水滴石穿，总之，最后胜利的一定是水。

3. 武则天信任重用狄仁杰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狄仁杰是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宰相，以睿智、善于断案著称，他一生经历了唐代三位著名的皇帝——唐太宗、唐高宗和女皇武则天。太宗贞观年间狄仁杰考中明经入仕，高宗时官声见于史书， 45岁前始终为“沧海遗珠”，其能力不为朝廷所重视，至武则天称天后后开始受到重用，并逐渐得到武后的信任和提拔，历任宁州刺史、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抚使、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内史（即宰相）等职，成为武则天时期真正为武则天所倚重的大臣，武则天对他以“国老”相待，他去世后，武则天痛心疾首，称“朝堂空矣”。狄仁杰为什么会如此受到武则天的信任和重用呢？这得先从武则天说起。

武则天出身于庶族地主家庭，其父武士彟曾对唐高祖、唐太宗反隋建唐鼎立相助，并与二人的私交甚好，武则天十四岁时，以貌美被太宗诏入内宫，封为才人。她在太宗身边一呆就是12年，虽未受到太宗的宠爱，但因长期在御书房侍奉文墨，接触皇家公文，故而学到了太宗任人唯贤、虚怀纳谏、励精图治的风范和治国安邦的政治权变，这为她后来参与朝政、称帝执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太宗晚年时，她因机缘巧合得与高宗相爱，在高宗即位后被高宗立为昭仪，一年后又被立为皇后。高宗身体多病，且患有眼疾，武则天因此得到了帮助高宗处理政务的机会，其政治才华由此得以施展，并得到了包括高宗在内的朝中大臣和百姓的认可。高宗死后，武则天几经波折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开创了武则天时代。

武则天虽然有卓越的政治才华，但是在唐朝初期，想要在政治舞台上施展手脚并不容易。当时世家大族的地位虽然较魏晋时期有所下降，但是整个社会对于个人的出身仍很看重，一般庶族地主想要在朝中立足尚且会遇到来自士族的巨大阻力，何况武则天不仅出身寒微，而且还是女子，想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立足于政治舞台，并位登九五，其所遇到的阻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她比一般的君主更需要能够倚重的具有良好品德和杰出才能且忠诚于自己的大臣。在这种情况下，狄仁杰受到武则天的倚重是必然的。

首先，狄仁杰具有刚正不阿、坚持原则、严于执法、敢于向皇帝犯颜直谏等美德，其立身处世必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且心胸宽广，不计较个人得失，具备了一个贤臣良相所应有的最可宝贵的品德。
中国古代历来有“天子有争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的说法。[1]在封建国家里，对皇帝能犯颜直谏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因为一旦触怒了皇帝就有立即招来杀身之祸的可能。然而在认为皇帝所做的决定将会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狄仁杰会毫不考虑个人的安危，据理力争反对皇帝的决定。这在高宗时就已经展现出来。
高宗仪凤元年（674）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斫昭陵柏，按罪当给予除名，但是，高宗对二人的行为很愤怒，特命杀之，狄仁杰反对，认为二人罪不致死，且处置朝中大臣应当按国家法令执行，而不应以皇帝个人的喜怒为宗旨，高宗虽然很不情愿，但仍为狄仁杰所说服，使权、范二人除名，流放于岭南。狄仁杰敢于犯言直谏，引起了武则天的注意，在不久后，他被提拔为侍御史。
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太学生王循之上表，乞假还乡，武则天亲自准其假。狄仁杰认为不妥，他说“臣闻君人者惟杀生之柄不假人，自余皆归之有司。故左、右丞，徒以下不句；左、右相，流以上乃判，为其渐贵故也。彼学生求假，丞、薄事耳，若天子为之发敕，则天下之事几敕可尽乎！必欲不违其愿，请普为立制而已。”[2]得到武则天的认可。
圣历三年（700）武则天“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钱以助其功”，狄仁杰反对，认为造大像是一件白白浪费人力、物力的巨大工程，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劝武则天说“比来水旱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并特书《谏造大像疏》予以阻止，武则天虽然好佛，仍然接受了狄仁杰的意见，“遂罢其役”。[3]
在狄仁杰任大理丞和侍御史时，为维护国家法度狄仁杰对唐高宗犯颜直谏，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狄仁杰仍保持着对皇帝面折廷争的作风，反对一切他认为有损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宋朝司马光在作《资治通鉴》时说“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平广记》评价他时说他“箴规切谏，有古人之风……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胆气坚刚，明而能断”。由于遇到了对狄仁杰比较了解和信任的武则天执政，所以面折廷争不但没有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反而加大了他对社会的影响，成就了他的赫赫政绩。狄仁杰每次直谏必定是从维护国家法度和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只要是对国家社稷有利的他都会坚持到底。
狄仁杰对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佞臣虽然勇于打击，决不手软，但是对于那些在背后说他坏话的同僚却一笑置之，不予追究。当官至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这样的高官后，武则天问狄仁杰“欲知谮卿者乎？” 狄仁杰说“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4]既不愿查得罪他的人，更不愿利用官职挟私报复，体现了他宽阔的胸襟。
正是这些美好的品质，使得武则天对于狄仁杰的人品非常认可，能够相信狄仁杰在处理政事时是真正地从国家大局出发，为百姓的利益着想，而不是考虑个人的私利，这一点对于武则天能够真正信任狄仁杰非常重要，这是以后狄仁杰在与武则天产生冲突时，武则天总能够从信任的角度出发，认可和重视狄仁杰的意见的根本。

其次，狄仁杰是武则天在政治上是志同道合者，而且在辅助武则天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赢得了武则天很高的信任。“大周革命，万物惟新”[5]这既是武则天的心声，也是狄仁杰的政见。国家需要能够坚定而正确地推行政令的能臣，对这样的能臣，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不吝于高官厚禄，武则天也不例外。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狄仁杰所任官职共计18种，其中除了军事重任和被贬之官职外，其余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中央重职。

如武则天垂拱二年至三年（686-687，即武则天称帝第二年和第三年）狄仁杰被任命为冬官侍郎（即工部侍郎），工部是我国封建国家三省六部中的重要一部。此职因掌工程而涉及到对全国的民力使用和国家的工程开支。秦朝、隋朝两个朝代之所以民不聊生、起义四起，终至迅速灭亡，大兴土木便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见，狄仁杰所任官职的重要。

天授二年（691）狄仁杰为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地官侍郎掌管土地和人民，判尚书为兼职尚书，凤阁鸾台即门下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就是实际上的宰相。

圣历三年（700）狄仁杰为内史，也就是宰相。在封建国家里宰相既是皇帝最重要的助手，也是国家施政方针的重要执行者和监督者。狄仁杰实际担任宰相多年，不担任宰相期间又在地方上担任重要的军事官员。由此可见，武则天是深信狄仁杰是能够坚决执行她的政治措施的。关于这一点，在狄仁杰犯言直谏的文章中也有所体现。在《全唐书》中，一共保存了六篇狄仁杰的进谏疏，它们分别是《奏从越王举兵诖误免死表》、《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请曲赦河北诸州疏》、《谏造大像疏》、《谏杀误斫昭陵柏者疏》、《乞免民租疏》。这六篇进谏疏主要是从考虑人民疾苦出发请求减免或降低统治者对百姓的压迫与剥削，而无一篇是反对统治者大的施政方针。狄仁杰的这些谏疏起到了完善统治措施，维护统治者形象的作用，从爱惜民力的根本上保护了统治者的统治。从这些谏疏的题目和内容来看，我们还可以认为狄仁杰是支持武则天统治的措施的，因为狄仁杰是一个敢于犯言直谏的直臣，一旦他认为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不对，必会据理直谏。但从这些谏疏来看，狄仁杰只是要求减轻百姓的负担，替那些随从反叛而不起什么重要作用的随从者说几句公道话，要求待人从宽等方面进谏，于关系国家大事的举措上并无什么微词，可见狄仁杰是支持而且愿意落实武则天的施政方针的。对于狄仁杰为国家所做的贡献，武则天也以极大的恩宠和信任进行回报。

久视元年（700）武则天任狄仁杰为内史，在《授狄仁杰内史制》文中写到“鸾台：奸谋房帷，秉钧之任为重；典综丝纶，挥翰之提属。银青光禄大夫纳言上柱国汝阳县开国男狄仁杰，第华簪组，材标栋干。城府凝深，宫墙峻邈。有八龙之艺术，兼三冬之文史。雅达政方，早膺朝寄。出移节传，播良守之风；入践台阁，得名臣之体。岂惟怀道佐明，早朝于管乐；故以竭诚匡主，思致于尧舜。九重肃侍，则深陈可否；百辟在庭，则显言得失。虽从容顾问，礼被于皇闱；而斟酌轻重，事隆于紫话。宜迁掌阃之秩，式懋专车之宠。可守内散官，劝封如故。主者施行！”[6]除了在国家大事上每每把狄仁杰派往最重要的地方，授以重任之外，在生活上也非常关心，狄仁杰“尝从太后游幸，遇风吹仁杰巾坠，而马惊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执其鞚而系之。仁杰屡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许。入见，常止其拜，曰：‘每见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至狄仁杰去世，武则天很难过地说“朝堂空矣！”“天夺吾国老何太早耶？”[7]

第三，狄仁杰具有目光远大、能够洞悉他人的本质和比较准确地把握事情发展的趋势的能力。在遇到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事上，能够为武则天能够作出正确决定提供宝贵的意见。武则天晚年时一直被是立自己李姓的儿子为太子还是立与自己同姓的侄子武承嗣等人为太子的问题而苦恼。狄仁杰认为武承嗣等人德、才都不足以胜任天子之位，而李姓子孙虽德才也教武则天为差，但相比而言，把江山社稷交给李姓子孙要比交给武承嗣、武三思这样的人对国家和人民更有利，而且这样做也能得到大多虽德才兼备但不愿效力于武周的人才的支持。所以，在立嗣的问题上一直倾向于让武则天在身后还政于李唐的做法。这不仅是考虑对国家和人民有利，也是从维护武则天的利益的角度出发。我国一直以来对祖宗祭祀和身后谳飨的事都很重视，直到今天每逢清明节大多数人家仍要祭祀祖先，在唐朝这种思想当然更为人民所重视，狄仁杰认为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劝武则天从考虑儿子与侄子孰亲和身后受祭飨的角度出发，立武则天的儿子庐陵王李显为太子，这样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武则天本人都是利大于弊。经过几次劝谏，终于使武则天打消了立武承嗣等人为太子的念头，使李显当上了太子，为以后武则天还政李唐做了准备。
第四，狄仁杰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狄仁杰一生中，曾两次任抵御少数族入犯的命官。一是在武则天神功元年（697），契丹寇陷冀州，河北震动。狄仁杰被征为魏州刺史，在河北、河南、山东部分地区布置防务。当时前任刺史独孤思庄害怕契丹人来侵，命令所有的百姓尽数入城，缮修守城工具。狄仁杰到任后，将被迫入城的百姓全都放回家务农，他认为“贼犹在远，何必如是，万一贼来，吾自当之，必不关百姓也。”结果，契丹人为狄仁杰胸有成竹的做法所震慑，“闻之自退”。[8]二是在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因突厥进犯河北，狄仁杰任河北道行军副元帅、知元帅事，征讨突厥，后又任河北道安抚大使处理善后事宜。
在两次征讨入侵和安抚当地百姓的过程中，狄仁杰对如何靖边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在《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请曲赦河北诸州疏》中予以表达。他认为要安定边境，中原地区首先要稳定，百姓的利益要得到保障，指出“人犹水也，壅之则为泉，疏之则为川。通塞随流，岂有常性”认为边陲之地“得其地不足以耕种，得其人不足以赋税”，应当采取以夷治夷的做法，使中原无远戍之劳。另外，应对边界加强守备，养精蓄锐以待敌，“警守备，远斥候，聚军实，蓄威武” “以逸待劳”、“以主御客”如此数年，则强敌可不攻自服。
狄仁杰的军事政策是民本思想在军事上的一种反映，这是封建国家用来安定社会，维护统治的根本，它符合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的实际情况，对保卫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着现实意义。

第五，狄仁杰是真心拥护武则天的统治的。对于武则天来说，人才虽然难得，但如果不能衷心拥护她的统治，则宁可杀掉也不能放在身边任其发展成对自己的威胁。所以，在她统治时期，有许多虽然是德才兼备的人，但因为反对武则天改唐立周，而被武则天清除掉了。狄仁杰虽然好面折廷争，但因为是真心拥护武则天的统治，所以不仅没有被武则天清除掉，反而受到武则天的信任和大力重用。狄仁杰愿意拥护武则天的统治是他对当时所有有资格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人进行慎重的比较后得出的结论。狄仁杰出身于官宦人家，历经太宗、高宗、武则天三朝，年轻时在太宗朝任职，中年在高宗朝任职，至45岁以后为武则天所用，后历任高官重任，直至71岁去世。这样的经历使他能够将太宗、高宗、武则天甚至中宗、睿宗等人的政治才能加以比较。武则天早年曾深受一代明君太宗皇帝的熏陶，并且在政治上大有太宗皇帝的遗风，比起高宗、中宗、睿宗等人在政治上显然要成熟的多。在高宗统治后期，由于身体的原因，高宗大部分时间都仰仗武后为他处理政事，其处理政事的方法与能力虽然在史书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高宗上元元年（674）八月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并为“二圣”，这种皇帝健在而与皇后并称“二圣”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武则天的政治才能在当时不仅为高宗所倚重而且也应该为百姓和大臣所敬佩，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狄仁杰在内。至高宗弘道元年（683），高宗“崩于贞观殿，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高宗此举显然是对将国家交与太子并不放心，认为需要武则天的扶持才有可能治理好国家。此举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大臣的反对，说明朝中大臣对这样的安排显然是认可的，对武则天的政治才能是放心的，这些大臣当然也包括狄仁杰。考虑到国家的昌盛需要在有为的皇帝统治下才有可能实现，所以，狄仁杰坚定地站到了拥护武则天统治的一边，当然也正因此，他才能真正地获得武则天的信任和重用，成为武则天所倚重的大臣。

最后，狄仁杰是太原人，武则天是文水人（今山西文水），当时文水为太原属县，二人是同乡。同乡是不是拉近他们距离的纽带，不能确定，但或许是他们走近的一个原因。如武则天经常和狄仁杰在一起玩双陆游戏，双陆是当时太原人爱玩的一种游戏。当然，如果没有前五点的原因，只凭是武则天的同乡就想获得其信赖和重用是不可能的，毕竟，武则天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统治者，在用人的问题上一向是用人唯贤，而不是用人唯亲，但狄仁杰在具备了一个贤臣所应具备的所有品质和能力之后，与武则天的同乡之谊和在思想上与武则天的相近之处也应该能够起到拉近两人距离的作用。

总之，武则天身为皇帝需要品德优良且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大臣，从统治国家的角度考虑，需要有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人才，从国家和自身的长远利益考虑，需要有能够洞明世事、善于谋断的人才，而狄仁杰自身所具有的优点恰恰完全符合武则天治国的需要，二人在政治追求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志同道合者，武则天需要靠狄仁杰这样的大臣来实现对国家的有效统治，而狄仁杰也需要象武则天这样的明君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完成其利国利民的政治主张，二人一拍即合，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几组最完美的君臣搭档之一，成就了一代名相狄仁杰的美名，实现了由“贞观之治”向“开元盛世”的成功过渡。

4. 狄仁杰为什么得到武则天的重用？

　　狄仁杰是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宰相，以睿智、善于断案著称，他一生经历了唐代三位著名的皇帝——唐太宗、唐高宗和女皇武则天。太宗贞观年间狄仁杰考中明经入仕，高宗时官声见于史书， 45岁前始终为“沧海遗珠”，其能力不为朝廷所重视，至武则天称天后后开始受到重用，并逐渐得到武后的信任和提拔，历任宁州刺史、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抚使、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内史（即宰相）等职，成为武则天时期真正为武则天所倚重的大臣，武则天对他以“国老”相待，他去世后，武则天痛心疾首，称“朝堂空矣”。狄仁杰为什么会如此受到武则天的信任和重用呢？这得先从武则天说起。

　　武则天出身于庶族地主家庭，其父武士彟曾对唐高祖、唐太宗反隋建唐鼎立相助，并与二人的私交甚好，武则天十四岁时，以貌美被太宗诏入内宫，封为才人。她在太宗身边一呆就是12年，虽未受到太宗的宠爱，但因长期在御书房侍奉文墨，接触皇家公文，故而学到了太宗任人唯贤、虚怀纳谏、励精图治的风范和治国安邦的政治权变，这为她后来参与朝政、称帝执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太宗晚年时，她因机缘巧合得与高宗相爱，在高宗即位后被高宗立为昭仪，一年后又被立为皇后。高宗身体多病，且患有眼疾，武则天因此得到了帮助高宗处理政务的机会，其政治才华由此得以施展，并得到了包括高宗在内的朝中大臣和百姓的认可。高宗死后，武则天几经波折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开创了武则天时代。

　　武则天虽然有卓越的政治才华，但是在唐朝初期，想要在政治舞台上施展手脚并不容易。当时世家大族的地位虽然较魏晋时期有所下降，但是整个社会对于个人的出身仍很看重，一般庶族地主想要在朝中立足尚且会遇到来自士族的巨大阻力，何况武则天不仅出身寒微，而且还是女子，想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立足于政治舞台，并位登九五，其所遇到的阻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她比一般的君主更需要能够倚重的具有良好品德和杰出才能且忠诚于自己的大臣。在这种情况下，狄仁杰受到武则天的倚重是必然的。

　　首先，狄仁杰具有刚正不阿、坚持原则、严于执法、敢于向皇帝犯颜直谏等美德，其立身处世必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且心胸宽广，不计较个人得失，具备了一个贤臣良相所应有的最可宝贵的品德。
　　中国古代历来有“天子有争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的说法。[1]在封建国家里，对皇帝能犯颜直谏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因为一旦触怒了皇帝就有立即招来杀身之祸的可能。然而在认为皇帝所做的决定将会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狄仁杰会毫不考虑个人的安危，据理力争反对皇帝的决定。这在高宗时就已经展现出来。
　　高宗仪凤元年（674）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斫昭陵柏，按罪当给予除名，但是，高宗对二人的行为很愤怒，特命杀之，狄仁杰反对，认为二人罪不致死，且处置朝中大臣应当按国家法令执行，而不应以皇帝个人的喜怒为宗旨，高宗虽然很不情愿，但仍为狄仁杰所说服，使权、范二人除名，流放于岭南。狄仁杰敢于犯言直谏，引起了武则天的注意，在不久后，他被提拔为侍御史。
　　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太学生王循之上表，乞假还乡，武则天亲自准其假。狄仁杰认为不妥，他说“臣闻君人者惟杀生之柄不假人，自余皆归之有司。故左、右丞，徒以下不句；左、右相，流以上乃判，为其渐贵故也。彼学生求假，丞、薄事耳，若天子为之发敕，则天下之事几敕可尽乎！必欲不违其愿，请普为立制而已。”[2]得到武则天的认可。
　　圣历三年（700）武则天“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钱以助其功”，狄仁杰反对，认为造大像是一件白白浪费人力、物力的巨大工程，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劝武则天说“比来水旱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并特书《谏造大像疏》予以阻止，武则天虽然好佛，仍然接受了狄仁杰的意见，“遂罢其役”。[3]
　　在狄仁杰任大理丞和侍御史时，为维护国家法度狄仁杰对唐高宗犯颜直谏，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狄仁杰仍保持着对皇帝面折廷争的作风，反对一切他认为有损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宋朝司马光在作《资治通鉴》时说“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平广记》评价他时说他“箴规切谏，有古人之风……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胆气坚刚，明而能断”。由于遇到了对狄仁杰比较了解和信任的武则天执政，所以面折廷争不但没有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反而加大了他对社会的影响，成就了他的赫赫政绩。狄仁杰每次直谏必定是从维护国家法度和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只要是对国家社稷有利的他都会坚持到底。
　　狄仁杰对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佞臣虽然勇于打击，决不手软，但是对于那些在背后说他坏话的同僚却一笑置之，不予追究。当官至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这样的高官后，武则天问狄仁杰“欲知谮卿者乎？” 狄仁杰说“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4]既不愿查得罪他的人，更不愿利用官职挟私报复，体现了他宽阔的胸襟。
　　正是这些美好的品质，使得武则天对于狄仁杰的人品非常认可，能够相信狄仁杰在处理政事时是真正地从国家大局出发，为百姓的利益着想，而不是考虑个人的私利，这一点对于武则天能够真正信任狄仁杰非常重要，这是以后狄仁杰在与武则天产生冲突时，武则天总能够从信任的角度出发，认可和重视狄仁杰的意见的根本。

　　其次，狄仁杰是武则天在政治上是志同道合者，而且在辅助武则天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赢得了武则天很高的信任。“大周革命，万物惟新”[5]这既是武则天的心声，也是狄仁杰的政见。国家需要能够坚定而正确地推行政令的能臣，对这样的能臣，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不吝于高官厚禄，武则天也不例外。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狄仁杰所任官职共计18种，其中除了军事重任和被贬之官职外，其余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中央重职。

　　如武则天垂拱二年至三年（686-687，即武则天称帝第二年和第三年）狄仁杰被任命为冬官侍郎（即工部侍郎），工部是我国封建国家三省六部中的重要一部。此职因掌工程而涉及到对全国的民力使用和国家的工程开支。秦朝、隋朝两个朝代之所以民不聊生、起义四起，终至迅速灭亡，大兴土木便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见，狄仁杰所任官职的重要。

　　天授二年（691）狄仁杰为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地官侍郎掌管土地和人民，判尚书为兼职尚书，凤阁鸾台即门下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就是实际上的宰相。

　　圣历三年（700）狄仁杰为内史，也就是宰相。在封建国家里宰相既是皇帝最重要的助手，也是国家施政方针的重要执行者和监督者。狄仁杰实际担任宰相多年，不担任宰相期间又在地方上担任重要的军事官员。由此可见，武则天是深信狄仁杰是能够坚决执行她的政治措施的。关于这一点，在狄仁杰犯言直谏的文章中也有所体现。在《全唐书》中，一共保存了六篇狄仁杰的进谏疏，它们分别是《奏从越王举兵诖误免死表》、《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请曲赦河北诸州疏》、《谏造大像疏》、《谏杀误斫昭陵柏者疏》、《乞免民租疏》。这六篇进谏疏主要是从考虑人民疾苦出发请求减免或降低统治者对百姓的压迫与剥削，而无一篇是反对统治者大的施政方针。狄仁杰的这些谏疏起到了完善统治措施，维护统治者形象的作用，从爱惜民力的根本上保护了统治者的统治。从这些谏疏的题目和内容来看，我们还可以认为狄仁杰是支持武则天统治的措施的，因为狄仁杰是一个敢于犯言直谏的直臣，一旦他认为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不对，必会据理直谏。但从这些谏疏来看，狄仁杰只是要求减轻百姓的负担，替那些随从反叛而不起什么重要作用的随从者说几句公道话，要求待人从宽等方面进谏，于关系国家大事的举措上并无什么微词，可见狄仁杰是支持而且愿意落实武则天的施政方针的。对于狄仁杰为国家所做的贡献，武则天也以极大的恩宠和信任进行回报。

　　久视元年（700）武则天任狄仁杰为内史，在《授狄仁杰内史制》文中写到“鸾台：奸谋房帷，秉钧之任为重；典综丝纶，挥翰之提属。银青光禄大夫纳言上柱国汝阳县开国男狄仁杰，第华簪组，材标栋干。城府凝深，宫墙峻邈。有八龙之艺术，兼三冬之文史。雅达政方，早膺朝寄。出移节传，播良守之风；入践台阁，得名臣之体。岂惟怀道佐明，早朝于管乐；故以竭诚匡主，思致于尧舜。九重肃侍，则深陈可否；百辟在庭，则显言得失。虽从容顾问，礼被于皇闱；而斟酌轻重，事隆于紫话。宜迁掌阃之秩，式懋专车之宠。可守内散官，劝封如故。主者施行！”[6]除了在国家大事上每每把狄仁杰派往最重要的地方，授以重任之外，在生活上也非常关心，狄仁杰“尝从太后游幸，遇风吹仁杰巾坠，而马惊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执其鞚而系之。仁杰屡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许。入见，常止其拜，曰：‘每见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至狄仁杰去世，武则天很难过地说“朝堂空矣！”“天夺吾国老何太早耶？”[7]

　　第三，狄仁杰具有目光远大、能够洞悉他人的本质和比较准确地把握事情发展的趋势的能力。在遇到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事上，能够为武则天能够作出正确决定提供宝贵的意见。武则天晚年时一直被是立自己李姓的儿子为太子还是立与自己同姓的侄子武承嗣等人为太子的问题而苦恼。狄仁杰认为武承嗣等人德、才都不足以胜任天子之位，而李姓子孙虽德才也教武则天为差，但相比而言，把江山社稷交给李姓子孙要比交给武承嗣、武三思这样的人对国家和人民更有利，而且这样做也能得到大多虽德才兼备但不愿效力于武周的人才的支持。所以，在立嗣的问题上一直倾向于让武则天在身后还政于李唐的做法。这不仅是考虑对国家和人民有利，也是从维护武则天的利益的角度出发。我国一直以来对祖宗祭祀和身后谳飨的事都很重视，直到今天每逢清明节大多数人家仍要祭祀祖先，在唐朝这种思想当然更为人民所重视，狄仁杰认为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劝武则天从考虑儿子与侄子孰亲和身后受祭飨的角度出发，立武则天的儿子庐陵王李显为太子，这样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武则天本人都是利大于弊。经过几次劝谏，终于使武则天打消了立武承嗣等人为太子的念头，使李显当上了太子，为以后武则天还政李唐做了准备。
　　第四，狄仁杰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狄仁杰一生中，曾两次任抵御少数族入犯的命官。一是在武则天神功元年（697），契丹寇陷冀州，河北震动。狄仁杰被征为魏州刺史，在河北、河南、山东部分地区布置防务。当时前任刺史独孤思庄害怕契丹人来侵，命令所有的百姓尽数入城，缮修守城工具。狄仁杰到任后，将被迫入城的百姓全都放回家务农，他认为“贼犹在远，何必如是，万一贼来，吾自当之，必不关百姓也。”结果，契丹人为狄仁杰胸有成竹的做法所震慑，“闻之自退”。[8]二是在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因突厥进犯河北，狄仁杰任河北道行军副元帅、知元帅事，征讨突厥，后又任河北道安抚大使处理善后事宜。
　　在两次征讨入侵和安抚当地百姓的过程中，狄仁杰对如何靖边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在《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请曲赦河北诸州疏》中予以表达。他认为要安定边境，中原地区首先要稳定，百姓的利益要得到保障，指出“人犹水也，壅之则为泉，疏之则为川。通塞随流，岂有常性”认为边陲之地“得其地不足以耕种，得其人不足以赋税”，应当采取以夷治夷的做法，使中原无远戍之劳。另外，应对边界加强守备，养精蓄锐以待敌，“警守备，远斥候，聚军实，蓄威武” “以逸待劳”、“以主御客”如此数年，则强敌可不攻自服。
　　狄仁杰的军事政策是民本思想在军事上的一种反映，这是封建国家用来安定社会，维护统治的根本，它符合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的实际情况，对保卫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着现实意义。

　　第五，狄仁杰是真心拥护武则天的统治的。对于武则天来说，人才虽然难得，但如果不能衷心拥护她的统治，则宁可杀掉也不能放在身边任其发展成对自己的威胁。所以，在她统治时期，有许多虽然是德才兼备的人，但因为反对武则天改唐立周，而被武则天清除掉了。狄仁杰虽然好面折廷争，但因为是真心拥护武则天的统治，所以不仅没有被武则天清除掉，反而受到武则天的信任和大力重用。狄仁杰愿意拥护武则天的统治是他对当时所有有资格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人进行慎重的比较后得出的结论。狄仁杰出身于官宦人家，历经太宗、高宗、武则天三朝，年轻时在太宗朝任职，中年在高宗朝任职，至45岁以后为武则天所用，后历任高官重任，直至71岁去世。这样的经历使他能够将太宗、高宗、武则天甚至中宗、睿宗等人的政治才能加以比较。武则天早年曾深受一代明君太宗皇帝的熏陶，并且在政治上大有太宗皇帝的遗风，比起高宗、中宗、睿宗等人在政治上显然要成熟的多。在高宗统治后期，由于身体的原因，高宗大部分时间都仰仗武后为他处理政事，其处理政事的方法与能力虽然在史书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高宗上元元年（674）八月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并为“二圣”，这种皇帝健在而与皇后并称“二圣”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武则天的政治才能在当时不仅为高宗所倚重而且也应该为百姓和大臣所敬佩，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狄仁杰在内。至高宗弘道元年（683），高宗“崩于贞观殿，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高宗此举显然是对将国家交与太子并不放心，认为需要武则天的扶持才有可能治理好国家。此举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大臣的反对，说明朝中大臣对这样的安排显然是认可的，对武则天的政治才能是放心的，这些大臣当然也包括狄仁杰。考虑到国家的昌盛需要在有为的皇帝统治下才有可能实现，所以，狄仁杰坚定地站到了拥护武则天统治的一边，当然也正因此，他才能真正地获得武则天的信任和重用，成为武则天所倚重的大臣。

　　最后，狄仁杰是太原人，武则天是文水人（今山西文水），当时文水为太原属县，二人是同乡。同乡是不是拉近他们距离的纽带，不能确定，但或许是他们走近的一个原因。如武则天经常和狄仁杰在一起玩双陆游戏，双陆是当时太原人爱玩的一种游戏。当然，如果没有前五点的原因，只凭是武则天的同乡就想获得其信赖和重用是不可能的，毕竟，武则天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统治者，在用人的问题上一向是用人唯贤，而不是用人唯亲，但狄仁杰在具备了一个贤臣所应具备的所有品质和能力之后，与武则天的同乡之谊和在思想上与武则天的相近之处也应该能够起到拉近两人距离的作用。

　　总之，武则天身为皇帝需要品德优良且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大臣，从统治国家的角度考虑，需要有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人才，从国家和自身的长远利益考虑，需要有能够洞明世事、善于谋断的人才，而狄仁杰自身所具有的优点恰恰完全符合武则天治国的需要，二人在政治追求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志同道合者，武则天需要靠狄仁杰这样的大臣来实现对国家的有效统治，而狄仁杰也需要象武则天这样的明君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完成其利国利民的政治主张，二人一拍即合，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几组最完美的君臣搭档之一，成就了一代名相狄仁杰的美名，实现了由“贞观之治”向“开元盛世”的成功过渡。

5. 武则天为什么重用狄仁杰 一个字可以总结他一生

狄仁杰是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宰相，以睿智、善于断案著称，他一生经历了唐代三位著名的皇帝——唐太宗、唐高宗和女皇武则天。太宗贞观年间狄仁杰考中明经入仕，高宗时官声见于史书， 45岁前始终为“沧海遗珠”，其能力不为朝廷所重视，至武则天称天后后开始受到重用，并逐渐得到武后的信任和提拔，历任宁州刺史、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抚使、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内史（即宰相）等职，成为武则天时期真正为武则天所倚重的大臣，武则天对他以“国老”相待，他去世后，武则天痛心疾首，称“朝堂空矣”。狄仁杰为什么会如此受到武则天的信任和重用呢？这得先从武则天说起。

武则天出身于庶族地主家庭，其父武士彟曾对唐高祖、唐太宗反隋建唐鼎立相助，并与二人的私交甚好，武则天十四岁时，以貌美被太宗诏入内宫，封为才人。她在太宗身边一呆就是12年，虽未受到太宗的宠爱，但因长期在御书房侍奉文墨，接触皇家公文，故而学到了太宗任人唯贤、虚怀纳谏、励精图治的风范和治国安邦的政治权变，这为她后来参与朝政、称帝执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太宗晚年时，她因机缘巧合得与高宗相爱，在高宗即位后被高宗立为昭仪，一年后又被立为皇后。高宗身体多病，且患有眼疾，武则天因此得到了帮助高宗处理政务的机会，其政治才华由此得以施展，并得到了包括高宗在内的朝中大臣和百姓的认可。高宗死后，武则天几经波折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开创了武则天时代。

武则天虽然有卓越的政治才华，但是在唐朝初期，想要在政治舞台上施展手脚并不容易。当时世家大族的地位虽然较魏晋时期有所下降，但是整个社会对于个人的出身仍很看重，一般庶族地主想要在朝中立足尚且会遇到来自士族的巨大阻力，何况武则天不仅出身寒微，而且还是女子，想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立足于政治舞台，并位登九五，其所遇到的阻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她比一般的君主更需要能够倚重的具有良好品德和杰出才能且忠诚于自己的大臣。在这种情况下，狄仁杰受到武则天的倚重是必然的。

6. 武则天为什么信任狄仁杰？

狄仁杰身居宰相之位后，辅国安邦，是推动唐朝走向繁荣的重要功臣之一，他办事公平执法严明，因此武则天很信任赏识狄仁杰。

7. 武则天为什么那么尊重狄仁杰啊

远征高句丽的战役刚结束，狄仁杰已为中央所召，担任大理丞一职。大理寺是主司刑罚的衙门，长官为大理卿，次官为少卿，丞在其下，职位约等于今日的检察厅局长。虽然高宗依旧上朝，但健康状态已大不如前。每次他坐到王座，帘幕的后面一定有武则天在那儿。也就是说，武则天才是真正的主政者。 


过去的“皇帝”、“皇后”之名已被废除，改称以“天皇”、“天后”。过去的名称给人感觉是，皇后存在于皇帝之下，或为其附属物；而新的称呼则有近乎男女平等的感觉。 


武则天对于名称非常在意。她的意图是：先改变名称，进而对旧体制有所改革。她开始有以自己的意思推行政治的意念。仪凤元年(公元六七六年)九月，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和左鉴门中郎将范怀义两名重臣，犯了滔天大罪：他们为扩建自己的宅邸，寻觅大量木材。两人委托樵夫砍伐柏木这件事，本来无可厚非，但这批柏木竟然是从昭陵圣域之地砍伐得来的。 


昭陵乃太宗陵寝，对唐朝廷而言，这是最重要的陵墓。这座陵墓由阎立德精心营造，对高宗来说，是父亲灵体永眠的圣地。不过，陵域并未围以木栅，因此很难界定圣域范围。樵夫只是误砍昭陵之木，而这大逆之罪，当然落到要求樵夫砍木的两名大臣头上。 


判决会议在高宗面前召开。 


两人应处死罪。——这是高宗的意见。至少高宗在群臣面前表示这个意见。实际上，这是天后武则天叫他这么说的。司法单位高级官僚持的是怎样的意见？有没有人敢反对天子的意见、直陈自己的看法？——她想知道的是这些。 


处以流刑较为适当。因为两人都是人才，杀之可惜；而且处以死刑，会影响官僚士气。——这是武则天内心的想法。 


“胆敢砍伐昭陵之柏，堪称目无法纪，罪该万死。如皇上所言，这两人唯有处以死刑一途而已。”大理卿如此回答。 


刑部尚书(法务大臣)也认为高宗的意见至为妥当。武则天在垂帘后暗暗诧异。 


难道没有一个人敢对这两个人的死罪表示反对意见？ 


正当她准备启口说出自己的意见时，有人以清爽的声音说：“万万不该对这两个人处以死刑——” 


“什么……你是什么人？” 


高宗连发言者的名字都不知道。 


“微臣乃大理丞狄仁杰。” 


“为何不可论处死罪？不处死他们，不是要使朕陷于不孝吗？” 


“回皇上的话，法律并无砍伐陵域之树木者以死罪论处的条文。” 


“你胆敢反对朕的意见！下去！朕不想看到你这个人！” 


高宗勃然大怒。实际上，以死罪论处虽然不是他的意见，但此人竟敢表示异议，这一点触怒了他。体质孱弱且贫血的高宗，激怒时脸色变得铁青，相貌令人望而生畏。 


“是！微臣这就遵命退下。微臣现在才知道冒大不韪直谏之难。其实，直谏之难，只对桀纣而言，若对尧舜，则无此事。适用法律无明文规定之刑罚，会使人们不信法律。还有，后世史家将如何批评皇上，微臣也以此为忧。……微臣告退了。” 


狄仁杰语毕，就准备退下。 


这一退的后果一定不堪设想，处死是绝对免不了的事，而狄仁杰却毫不动容。 


“慢着！”垂帘之后传出武则天的声音。 


“是！”刚要退下的狄仁杰，当场跪伏。 

“皇上不是没有慈悲之心。……说实在的，对这两个人的处罚事宜，皇上已和哀家讨论过，似乎处以流刑为宜。大理丞所言甚是，因此，关于本案，宜经过检讨再做定夺，如何？”武则天道。 


“好，那就改日再议吧！” 


实际上，高宗内心也松了一口气，他并不忍心处死这两人。 


翌日，决定将两人流放至岭南(广东)。 


数日后，大理丞狄仁杰被拔擢为侍御史——这一重要的人事命令出现在公文上。 


“你日前所言，令哀家深深感佩。在那样的场面敢说那样的话，勇气可嘉，值得嘉勉。”武则天召来狄仁杰，如此说道。 


从此以后，她一辈子都信赖尊重狄仁杰。

8. 狄仁杰为什么被武则天破格重用？？

武则天器重谏官、监察官、法官等，但最倚重的则是宰相。武周朝共用过宰相75人，其中有姚崇、裴炎、狄仁杰等。而武则天最倚重的宰相，当属狄仁杰。 
狄仁杰（630～700），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高宗时他先后任大理丞、侍御史及地方官多年，政绩卓著。武则天独掌政权后，擢拔狄仁杰为冬官侍郎。垂拱四年（688年）六月，时吴、楚之地多淫祠，仁杰奏毁1700余所，这对于移风易俗、减轻百姓负担，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久，武则天命狄仁杰为文昌左丞。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杰晋升为宰相。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经狄仁杰等人的多次劝说，终于打消立侄武承嗣为太子的念头，派人去湖北迎回庐陵王李显，复立为太子。从此大唐皇朝后继有人。 

其实武则天提拔狄仁杰基本就是因为他太有才了。